摘要：中国学者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情：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是孤立的，被排除在“世界”以外，所以必须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被“世界”容纳。因此，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但我们或许过于相信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了在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的环境下，人们在相似的时代环境下面对同一类现象，有可能不通过直接的影响关系来达到某些思考结论的相似性。我把对这种相似性关系的研究称之为世界性因素的研究。

关键词：中西文学关系；影响研究；世界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1－0083－5

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建立之前，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属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关于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中西文学关系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在西方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和新文学观念的形成，中国作家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方文学名著在中国的介绍和翻译，中国作家在西方的留学生活以及与西方作家的交往，中国作家用外文写作及其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出版的情况，等等。除了最后一条，其他都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现象。

但是在1955年以后，中国文艺理论家胡风关于中国的五四新文学“是西方进步文学在中国的移植”的观点受到官方批判和否定，它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从此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也受到限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只愿意强调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尽量回避讨论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或从批判的角度来加以阐述。但即使如此，学术界仍然无法避而不谈像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重要作家的创作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另外，在那个时期，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比如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中国现代小说放在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中评说，由此确立了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李欧梵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把林琴南、苏曼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创作放在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参照下加以分析，等等。还有更多的西方汉学家携带着丰富的西方文学的知识背景来解读中国文学，他们揭示了中国作家的知识兴趣和创作营养主要来自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这批学术著作在1980年代以后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在长期封闭环境里，孤陋寡闻的中国研究界抱着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强烈热情，毫不犹豫地全盘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主要来自西方思想以及文学的影响和指导，这种影响和指导意义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一直延续到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终止。另一轮新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

当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立起来以后，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一度成为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它是一门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独立门类放人比较视野的研究科学，而不是纯粹的对西方学术的回应；其次，它在国内和海外的学术研究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成果，而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其三，它涉及多门学科，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它从中国文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建构雏形，然后进入比较文学学科领域深化和发展，并且又孕育出新的学科种类，如文学翻译研究、接受研究等等。

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对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开拓性的意义。中国近现代文学从19世纪末开始不到100年的时间，作为一门国家教育部认定的中文专业的二级学科，其内涵相当单薄，不足以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学等二级学科相比，但是一旦把中西文学、中日文学、中苏文学等关系研究加入其中，其研究空间就拓展出新的视野。1980年代中国有一部流传甚广的学术论文集《走向世界文学》，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这部论文集的书名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焦虑心情：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是孤立的，被排除在“世界”以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来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还没有与“世界”的文学联成一体，还有待于被“世界”容纳。

因此，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比较文学学科引进中国时，最初被广泛接受的是影响研究，这种需要通过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字阅读大量材料、搜集大量证据、来寻找和确证文学跨国影响的蛛丝马迹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文献考证非常相近，让中国的研究者产生信任感。同时，影响研究中，西方文学是文化的输出方，中国文学是接受方，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和主动权，研究者们自然选择了接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两种方法常常被并置地运用，既要用大量证据来证明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又要用接受理论来强调中国文学对西方影响有选择的主动权，即中国文学是有自己发展特征和规律的。

这个结论可以千篇一律地适用于所有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每个民族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法从事审美活动，并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当然有它自身的发生理由和发展规律。作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而是要在几种语言之间考察文学因素的传播和接受的复杂过程，以寻找文学交流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人性的规律。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工作，至少需要对于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关对象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可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初期的研究者中，这样的才能是很少有人具备的，精通西方某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未必就了解中国文学的状况，而中国文学研究者在考察中国作家与西方的关系时，主要是依靠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译本，或者是根据作家的自述来判断影响是否存在。所以，除了有些出国留学的研究者，经过长期国外的专业学习以后才能够比较好地完成这类研究课题外，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很难把中西文学关系研究提升到一个高水平的台阶。

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境是，影响研究在一个资讯尚不发达的环境下比较容易找到影响的线路，比如在古代，一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或者某个人阅读了某一本书，因而获得了创作的灵感，等等；但是，随着资讯传播越来越发达，跨国的文化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化与日常化，这就使人们很难通过某种特殊现象来寻找它的存在。而且各种资讯可能交叉着传递给接受者，很难分辨他的创作成果是否可以具体归类为来自哪一方面的影响。更进一步说，艺术思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考释，几乎很难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来辨析清楚。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典型例子。在1980年代，研究中西文学关系的学者几乎都接受了来自西方学者方志彤、夏志清等人的观点，认为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提倡新诗“八不主义”的理论，来自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宣言”。有的学者甚至逐条对照了双方的理论主张，但是胡适本人不承认，他只说自己的诗歌主张与意象派诗歌的主张多有相似之处，但不是受了影响的缘故。而当时的中国研究者(包括我本人)都倾向于“影响说”，认为这是铁证如山的事情。

还有学者专门撰写论文来推测胡适为什么不承认这一影响的原因。直到后来有一位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胡适当时没有注意到意象派诗歌宣言，自己通过独立思考和朋友间辩论而产生了新诗主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他的观点也缺乏充分的正面论据，但也无法证伪其提出的可能性。这件事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由此反省，在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我们是否过于相信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不能求证的因素存在。那就是：

在国际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的环境下，人们在相似的时代环境下面对同一类现象，有可能不通过直接的影响关系来达到某些思考结论的相似性。

我们还可以从这种现象推论到另外一种现象：即使影响关系是存在的，但接受者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接受者仍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原因进行独立的选择，西方文学影响与他自己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但独立性仍然是主要的。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考察，不是从“传播一接受”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思考者的主体来考察，一个人在一个资讯传播较为发达普遍的时代里，即使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语言的隔阂，这个人的思考与其他国家的人们的思考，完全有可能超越隔阂，产生彼此间的相似性和相通性。尽管彼此在表达上不一样，但是其关键性因素仍然是相似的。我认为考察这种相似性应该成为中西文学关系的一个新的角度，它不是建立在一对一的具体的影响研究之上的相似性，而是把相似的双方或者多方并置为主体，考察这种相似性关系所构成的复杂丰富的生态面貌。

我把对这种相似性关系的研究称之为世界性因素的研究。“世界性”是一种人类相关联的同一体，即我们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世界性”就是这个地球上人类相沟通的对话平台。对话并不排斥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因为在资讯发达的环境下影响无时无刻都是存在的，对话既是双方或者多方的自由表达，又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交流，它包括了影响的发生和可能性。

以往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影响理论和接受理论制约了研究的基本模式，但是从世界性因素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文学关系，原先的“影响源——传播过程——接受场”的单向性公式被打破，世界性因素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因素，或者说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它主要考察和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学在面对人类某些共同现象时，将会有什么样的审美反应。通过影响的传播或者通过独立的表达，各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各国文化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同一体，这正是比较文学所需要关注的世界文学的现象。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前面所提到的“走向世界文学”概念的错误。中国对“世界”(其意涵即西方)而言，不应该自觉成为一个“他者”而期待被“世界”接纳。在具有普遍联系的“世界”框架里，中国(包括东方各个国家和地区)与西方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同样属于“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互相联系或发生影响，同时又呈现丰富的相异性。在普遍的联系与资讯的交流下，各国文学都可能出现某些相似性的因素，而各国的文化(文学)作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一部分展现它自身的魅力，恰恰是这种相似性的基础。